劉愿副教授應邀參加中國青年經濟學家聯誼會并主講北大經濟史學名家系列講座
2014年10月18-19日，劉愿副教授應邀參加由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主辦的中國青年經濟學家聯誼會2014年年會，并發表了《高房價抑制企業技術創新》的演講。文章認為，企業技術創新是中國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跨越的關鍵。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我國房地產市場迅猛發展，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高房價重新激活了中國社會“買田置地”的傳統。理論分析表明，在房地產投資高回報條件下，企業家所面臨的約束條件發生變化；在給定資源稟賦下，企業增加房地產投資減少企業創新投入，高房價抑制了企業創新。根據2006-2013年中國4000多家上市公司和債券企業和252個城市的匹配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高房價一方面促進了企業房地產投資，另一方面抑制了企業研發投入，企業房地產投資的確擠出了企業研發投入。該文增進了我們對高房價的經濟后果和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的理解。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張川川在評論中指出了文章的貢獻和不足之處，并提出了相關的修改建議。其他與會者對文章也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10月20日下午，劉愿副教授應邀在北大經濟史學名家系列講座第十六講中發表了《田賦、地租和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變遷》的演講。主流觀點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土豪劣紳的土地兼并導致農民失地，大量失地農民導致社會動蕩甚至朝代更替。文章認為，國家田賦是理解中國傳統社會農民失地的一個關鍵因素。當國家提高田賦時，在人多地少的要素稟賦下地主可以通過高地租將高田賦轉嫁給佃農；高田賦削弱了小土地所有者特別是自耕農的自生能力，自耕農淪為半自耕農甚至佃農，加劇了佃農之間的競爭從而提高地租。因此，高田賦既提高了地租，又加劇了農民失地。根據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省級數據的實證研究支持了上述假說：當國家提高田賦時，一方面佃農和半自耕農比例顯著提高、自耕農比例顯著下降，另一方面地租顯著增加。佃農和半自耕農比例提高時，地租顯著的提高；自耕農比例提高反而顯著降低地租水平；在同時控制農佃結構和田賦時，兩者對地租的作用均有所減小，表明田賦部分地通過影響農佃結構作用于地租。該文對于重新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高地租和鄉村社會結構變遷具有重要的意義。北京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所所長周建波教授、管漢暉副教授和張亞光副教授對文章進行了點評。與會者對中國人多地少要素稟賦結構的年代劃分、傳統社會中小農對大地主的寄主現象進行了討論，并認為文章為理解中國近代社會農村結構變遷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 |